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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76年
科学技术的春天

发布时间:2005-10-11 17:01:41   点击: 1507次

1956年1月下旬,也就是钱学森回国3个多月以后,他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补为委员。

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他说道:

“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过很长久的知识分子。我在新中国只有3个多月,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委员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来到新中国,心中充满了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戴,我深深的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

“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12年内,在国民经济中最急迫的部门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这一伟大号召是在一个关键时候发出的,因为,我们正面向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科技工作者,只有积极响应……”

1956年2月1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正在参加政协会议的钱学森接到了一张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大红请柬。钱学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今天就可以见到仰望以久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了,他要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把对发展祖国科技事业的设想说给领袖听。

“来,学森同志,请坐到这里来。”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方言,热情的邀请钱学森坐到自己的身旁。

毛主席关切的询问了钱学森回国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问到他回国以后的感受时,钱学森回答说: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在短短的6年里,我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

毛主席微笑着说道:

“新生的事物,是最有力量的,它总是在同衰亡着东西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钱学森还告诉毛主席,他读过《实践论》和《矛盾论》,他感到收获很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明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原则。

于是,毛主席便和钱学森谈论起哲学问题来。毛主席兴致勃勃的就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认为:

“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的统一。原子核里又分为质子和中子,他们也是对立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质子,中子和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试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他们是可分的。”

最后,毛主席笑微微的问钱学森说:

“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

毛主席对这位海外赤子的尊重与厚爱,令钱学森异常感动;而这位伟人渊博的知识与谦虚的品格,更使钱学森惊叹不已。尤其是毛主席对哲学理论的探索所表现的勇气与胆识,给钱学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最清楚这种在理论上大胆探索的勇气是多么可贵。由此,他更加崇敬毛主席。以后数十年来,钱学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与尊重没有因为历史的推移有任何改变。

1956年春天,对中国科学技术界来说,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春天。

1月20日,毛主席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1月25日,毛主席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目前我们国家政治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变化”,“我国人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水平。”

1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

周总理随即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部门,于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总理指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的补充进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是一个多么及时、多么宏伟、多么鼓舞人心的远景规划啊!

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投入了这一远景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钱学森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并主持了这项工作,为这部规划的制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钱学森在制订这个远景规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所长何祚庥教授,在不久以前曾专门著文:《钱学森教授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述。他写道:

钱学森教授在我国导弹和火箭技术方面,是创造者和开拓者,就是很多同志都很熟悉的事情;但是,钱学森教授还有一个功勋却很少为人们所熟知,即参与并主持制定了1956年——1967年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纲要。

1956年春,在周总理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曾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这个规划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向生机勃勃的局面。规划自然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还有科学界的领导如张稼夫、张劲夫,、范长江等,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但是,这一规划所涉及的科学领域实在太广泛了,收到了很多来自科学界的建议。怎样从这浩如烟海、头绪纷繁的多种多样的建议里面理出一个纲?这样的任务便交给了当时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负责评议、选择、裁决、推荐,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决策。当时由海外归来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同志担任综合组的组长。有幸的是,当时我曾参与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后达半年之久,得以聆听学森同志许多教诲,并目睹学森同志从科学技术的海洋中,理出一个《纲要》。

在这里,何祚庥教授自然是作了十分概括的叙述。仅此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在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中,除了制定五十六项重大科学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四项(内部称六项,因为其中两项是当年尚未公开的国防科研任务)紧急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和自动化技术。要知道当年挑选这六个项目事关重大,而在确定这些项目时,钱学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六个项目确实是影响科学发展全局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明显,因而,人们在认识上也颇不一致。譬如说,从国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空防应该重点发展导弹?还是应当重点发展飞机?就有不少争议。我国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重点发展航空飞机,以巩固我国的空防。产生这种认识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导弹这一先进的国防技术,并不为人们所熟知。那时,苏联的人造卫星还没有上天,洲际导弹的技术也没有获得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技术的现实?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有没有能力去发展这种技术?中国会不会犯战略上的错误?等等,这些都成为疑问。

面对这些疑问,甚至是明确的反对发展导弹技术的意见,当年钱学森曾经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何祚庥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年,学森同志力排众议,断然认为:中国应当发展导弹。其理由是,无论是从攻击或者是防御的角度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将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即速度更快)。尤为重要的是:掌握和开拓导弹和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所使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这样,在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发展导弹技术就可以暂时地不去解决这些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发展导弹技术所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内易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比较容易实现。接着,钱学森便向大家介绍了许多制导原理,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钱学森同志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于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就此确定。

……近三十年来,中国导弹事业为什么得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来发展,其渊源盖出于学森同志在1956年的这一科学分析。

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上,在这次规划会议上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发展有线?还是发展无线?

当时,许多人主张发展有线。为什么呢?这除了技术上比较容易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是军事技术上一项很根本的要求。

钱学森则主张发展无线通讯。他说道:“保密固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其严重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电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可以设法通过其它办法求得适当解决。

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 当年,在国际上彩色电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钱学森还在这次规划会议上论证了高空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

“高空中的彩电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

可以说,钱学森这一独到的精辟的意见,确实使参加规划工作的人们耳目一新。

由于钱学森的这一倡导,一时之下,我国工、农、交通、文教、卫生各部门,都纷纷要求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去配合他们的工作。当时,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成为我国人才的“短线”。

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当年,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秒钟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手摇计算器来真是一次大飞跃。但是,那时关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并不那么明朗。快速计算机在推进科学技术上的作用,也远不像当今人们看得那样清楚。譬如,计算机能否代替人的大脑思维的问题,当时还是一个疑问。为此,钱学森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设计为例,说道:

“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如果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含一系列因素的复杂的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这就能在最短期间以最经济的办法作出最佳的设计。”

钱学森还以电子计算机可以同人下象棋的实例,说明电子计算机在相当的程度和高度上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当时,曾有人怀疑地问钱学森:“电脑怎么能胜过人脑?”

钱学森回答说:“因为人的速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一定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胜过人脑。”

钱学森还形象的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至学习功能等等。钱学森反复论证了电子计算机是极有发展前途的领域。

在钱学森的介绍、说明和论证之下,关于发展电子计算机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关于发展自动化问题,钱学森在规划会上也做了很好的论证。他向大家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他说道:

“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操作的机器。未来工业发展必然走向自动化操作。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为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需。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度的快速反应的现代战争。”

钱学森的这一番论述,完全为以后的多次局部战争所证实。准确的科学预见,显示了他的聪明和智慧,也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

在制订科学发展规划会上,钱学森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说道:

“中国农业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且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

钱学森饶有风趣地说:

“我国农民耕地如同绣花一样,所以,我们国家必须发展自动化的农业机械,必须在农业机械的设计上引入控制机。”

当时,负责具体规划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我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十分欣赏钱学森的这一见解,认为这一见解非常符合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而钱学森恰恰是从技术上具体指出了如何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途径。但是,后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却离这些构想相去甚远。

对此,何祚麻教授无不遗憾地说道:

“……可惜的是,钱学森这个关于农业自动化的构想未能落到实处,在长时期内被人们所遗忘了。我以为,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我国农业部门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指导思想。”

关于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构想,钱学森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何祚庥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原子能原不是钱学森的专业。但是,他已预见到了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他指出了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为此,他在规划会上做过一个如何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设想报告。他指出,只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

关于决定开发半导体的研究,钱学森在规划会议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何祚庥教授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

钱学森非常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将能制出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可惜的是,我国科学家未能预见到集成线路以及大规模集成块的发展。以至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的起步竟落后于国际水准十年!

钱学森除了对上述六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之外,还在这次规划会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想法。对此,何祚庥教授也有一段回忆,他说道:

“据我忆及,钱学森曾讨论过水翼船对我国国防以及水上交通的重要作用。由于水的密度大大的大于空气的密度(约相当于高空稀薄空气层的一千倍),因而只要用面积很小的翼面,就可以在水中将高速行驶的船体托起,从而将大大减小水的阻尼作用,极大地提高舰艇的航行速度。

“如果将水翼船制成高速行驶的鱼雷艇就可以灵活地避开敌舰炮火的压迫,逼近敌舰释放高速鱼雷。

“钱学森还曾讨论了虹吸这一现象在小型水利设施中的作用,可避免使用闸门。他指出,利用宏吸管将有利于小水电站建设,即能将小型水轮机放置在虹吸管中并输出电流。”

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当时的综合规划组曾逐项地讨论了五十六项重大科研任务。在讨论这些项目的过程中,钱学森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角度来审定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以外,他总是高瞻远瞩,从现代科学可能有的发展前景的角度,广泛提出建议。这就使得这些科学研究项目的制定,能够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

何祚庥教授在他的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钱学森在他所主持的综合规划组的活动中,体现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远见卓识和自然科学中的深入求实精神的合流。当年我国十二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这样一位科技决策的大战略家来主持,使得这一《纲要》,既符合了我国的国情,又突出了时代精神。

众所周知,就是这个《纲要》,在三十多年以前,成为了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科学技术界,千军万马“向科学技术大进军”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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