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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1911-1934年
1935-1955年
1956-1976年
197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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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5年
蒙冤洛杉矶

发布时间:2005-10-11 16:43:45   点击: 1444次

的确,如果你在钱学森被软禁期间,到他的家中看望,你听到的依然是回归祖国的话语;你看到的,是他时刻准备动身回国的行装。

蒋英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几年,我家总是摆放着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钱学森在美国被羁留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他的老父亲钱均夫深为儿子一家人的处境感到忧虑。他想写信给儿子,但又怕信被美国当局扣压,反而连累学森。不写信,心中又憋闷得很。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给儿子写信,说几句勉励的话。他希望能通过美国当局的检查,送到儿子手中。为此,老人的信写得很含蓄。信中表达了父亲对儿子处境的惦念和关切,更重要的是对儿子的嘱托。信中写道:

……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磋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楔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但要始终抱定自己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也给钱学森写来上封信。信中写道:

……

你是炎黄子孙的杰出天才,你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祖国人民关怀你,祖国人民热爱你。

钱博士,我们热切地期望你走在回归祖国的路上。然而,眼前的崎岖道路望你能够挺身逾越它。当你在人生之旅途上看不到曙光时,你千万不要绝望地把心扉紧闭,必须用心里那盏长年点燃着的灯盏,来为自己照亮前进的路......

接到父亲的来信,钱学森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信上他看到了父亲那关切而忧虑的目光,也看到父亲在解放后思想上的飞跃。他的心灵再次受到鼓舞。祖国和香港朋友的来信,也深深地感动了他。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是的,毕竟在大洋彼岸有许多骨肉同胞如此关怀着他,热爱着他。

这期间,美国的众多朋友也在热情地关怀着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杜布里奇很快恢复了钱学森的教授工作。学院的许多教授,以他们自己的名誉,为钱学森承担风险,并帮助他支付沉重的法律费用。钱学森从美国朋友的真诚友谊中得到慰藉。他默默地吞下了美国当局加给他的羞辱,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回到了工作岗位。当然,美国当局既然不允许他接触军事科学机密,所以,他只好告别古根海姆喷射实验室,从而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数学教授,从事数学研究。

钱学森毕竟是钱学森,他搞数学,也要有所突破。从此,他又与代表世界最现代潮流的电子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钱学森数学教授的生涯也并不平坦。

1951年2月,钱学森又一次被美国司法当局传讯,接学非法审讯。

这一次,美国当局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他们召来经过训练的美共叛徒罗萨诺夫和希凡·鲁宾来作证。

罗萨诺夫自称于1938年春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当学生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他曾经在威因鲍姆一案中出庭作证,指认威因鲍姆是美共党员。如今,美国当局又把这条狗牵来,妄图实现对钱学森审讯的突破。他在发表证词时妄称当年曾经同威因鲍姆一起讨论过钱学森入党问题。他认为,钱学森将来可能入党。

希凡·鲁宾是一个物理学家。1936年至1939年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自认那时是共产党员,曾认识钱学森,但记不起是怎样相识的,更记不起钱学森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他在作证时说;“所有我能说的是,我相信钱学森是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向法庭提供的证词,希凡·鲁宾的话是十分荒唐的,是毫无法律价值的。那么,美国当局为什么还要拿他来派用场呢?原来,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事件上已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制造的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无法收场,在舆论上也已经十分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寻到了鲁宾这样一个据说可以“乘其不备时使他(指钱学森)透露‘真言’的证人”,以便再次制造轰动效应。至于鲁宾本人,他原本是拒绝出庭作证的,后来美国当局以“伪证罪”压鲁宾就范。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向他暗示,如果他改变主意而出庭作证的话,将得到宽大处理。于是,鲁宾来到法庭,他可以讲的对钱学森最为不利的话,就是“所有我能说的是,我相信钱学森是一个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钱学森的辩护律师也找来杜布诺夫作证。杜布诺夫承认自己曾经是加州理工学院第122教授支部的党员和组织者。他再三证明钱学森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他坚决否认钱学森是共产党员。

经过这个回合的较量,事实似乎已经非常明朗了。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当局的听审官对钱学森案件作出了最后的判决——钱学森作为侨民,被发现有共产党嫌疑,甚至或者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予以驱逐出境。

这个以“莫须有”罪名为基础形成的判决,实则是美国司法部早已内定的,即使没有那冗长的审讯,仅凭钱学森要返回新中国这一条,美国当局是注定要加罪于他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当局有关的大小官员均心照不宣。

古人曾经说过,亲履艰险者知真情,备经险阻者达物伪。经过炼狱的煎熬,钱学森在刚直、豁达的性格中,更增添了几许坚韧。至此,钱学森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美国政治的虚伪,领悟到了海外游子步履的艰难,从而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钱学森每当回忆起这段令人发指的遭遇时,便会愤愤然地说:

“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

根据美国当局的司法程序,钱学森被“设想”为一名共产党员,判处驱逐出境后,就应该允许钱学森立即离开美国。但是,这样一来,美国当局阻挠钱学森归国的图谋就要落空。因为,他们害怕钱学森回归新中国。于是,他们又宣布不准钱学森“自由离境”。这就是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政治。

对于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事件上玩弄的种种把戏,冯·卡门教授看得清清楚楚,事后,他撰写文章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写道:

帕萨迪那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但钱却被滞留美国达5年。滞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过回中国去一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联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了,即使你有最强的赞助,也帮不了多少忙。

对于钱学森来说,最有影响、至关重要的朋友,就是他的导师冯·卡门。因此,钱学森对冯·卡门的爱戴与尊敬一往情深;而冯卡门教授对钱学森的关怀和爱护也始终如一。

在钱学森遭软禁的日子里,冯·卡门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北大西洋组织工作,长期住在巴黎。但是,每当他回到美国,他一定要到萨迪那登门看望钱学森夫妇,给他们以精神安慰。而每当冯·卡门到来,钱学森的情绪就特别好。为此,他们夫妇或者在家中给冯.卡门设宴,或者在洛杉矾唐人街的中餐馆里,邀一些朋友来共进晚餐。在这些场合,蒋英总要为冯·卡门教授演奏一首钢琴曲,或演唱两支人们喜爱的歌曲,比如《红松林》《友谊地久天长》等。用人表达对师尊的敬爱之情。

冯·卡门由衷地夸奖蒋英,说:“我敬佩她的母亲给了英一颗善良而温情的心,她总是乐意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她有着极好的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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