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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1911-1934年
1935-1955年
1956-1976年
197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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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5年
故知相聚在加州

发布时间:2005-10-11 15:54:37   点击: 1256次

在远离祖国的异域他乡,钱学森既没有参加美国的社会保险,也没有参加美国的任何保险。他依仗自己年轻,身强力壮,与各种疾病、危险作斗争。

为了坚持搞科研,有了病他咬紧牙关挺过去。饿了,啃块面包;渴了,喝几口自来水。只有在节假日,才到中式餐馆饱餐一顿,算作一种补偿。

遇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或是父母亲的生日,他习惯于埋头写一封长长的家信,以尽情抒发他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但是,每逢到了美国人的圣诞节、狂欢节,那就惨了。钱学森看到美国人阎家团聚或万人空巷闹狂欢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每当这时,他越发思念祖国,怀念亲人。他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发誓:一年半载之内,一定打回老家去。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感情的渲泄。事实上,他是不能回老家去的。因为,美国有科研课题等待着他;他所怀念的家乡已经变为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那里没有科学家的立足之地。

1941年,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利用美国减免“庚子赔款”补充中国留美学生教育费用而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等人。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这批优秀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使得钱学森兴奋异常。从此,身单影孤的感觉,顿时消失了。钱学森与这些同乡、同学相处很亲密,很快活。他们时常在一起吃晚饭,或者议论祖国的时局,分析世界的形势,或者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

钱伟长多才多艺,他也投师于冯·卡门,攻读空气动力学。傅承义则感念华夏祖先首创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所以,他立志专攻地球物理学。

郭永怀与钱学森最相知,他也热衷于空气动力学和火箭飞行专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钱学森对郭永怀驾驭课题的能力十分赏识。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在美国期间的科研合作上,也表现在钱学森回国之后,当有关方面向钱学森征询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选时,钱学森立即想到了郭永怀,并毫不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

1943年冬天,周培源先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与冯·卡门教授一起探讨湍流力学理论。于是,周先生家中就成为了中国同学周末聚会、聚餐的场所。每当聚餐时,钱学森便是师母的帮灶人,有时还要露一手,烹制一两个中国菜,尚能受到好评。他们边吃边谈论国家大事。这些海外赤子,虽然已经离开故土多年,但是那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依旧那样炽热。他们亲身感受了酉方文明,穿行过美国的1号公路,接触到了美国的火箭飞行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他们的头脑中开始探讨“西方与中国”,“中国怎样赶超西方”等诸多问题。

周先生看到这些热爱祖国的海外学子,喜悦异常。然而,周先生也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一种使他非常难过的情况——

一次,周培源先生在美国另一个城市与同乡集会,他和一位同乡促膝聊天。周先生很自然地问道:

“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

“这要看中国的情况。假如中国能建成美国现在这个样子,我马上就可以回去。”同乡的话似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而出。

同乡的回答,深深地刺伤了周先生的心,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位年轻人:

“你这是在回避困难。一个愿意为祖国服务又有知识的青年,为什么要坐等他人的成果呢?你应当坚强起来,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投入她的怀抱,立志改变她的面貌。”

“话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再坚强的人,怕是改变不了中国的面貌。”同乡还是一派满不在意的样子。

周培源面对这位意志薄弱、麻木不仁的同乡,难过了许久,一直耿耿于怀。当他把这件事讲给围在身边的这些可爱的爱国学子时,人们不由得陷入了一阵沉思。

他们感到,周先生讲到的这种中国人,尽管人数不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困难面前,他们是懦夫;在淫威面前,他们就是屈膝变节之徒。他们联想到,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日寇铁蹄践踏,在民族危亡面前,既有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也有卖国求荣的汉奸汪精卫之流。而正是因为有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成百万汉奸为虎作伥,中国人民才遭受到这样重大的灾难。而周先生讲到的这种软骨头的人,最可能走入汉奸的行列。因为这种人无行无节,是典型的汉奸人格特征。这种人漂流在海外,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周先生从大家的沉默和从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鄙夷、憎恨的目光,已经看到了对这种人的评论。他用沉痛而慷慨的语调说道:

“近百年来,中国的确是落后了。但是,我们中国却不乏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乏杰出人才。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中国的落后面貌终究是会改变的。”

钱学森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着周先生的这番谈话。他深感作为一个海外学子重任在肩,应该以身许国,把学到的科学知识,把取得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去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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