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工人纠察队员被杀、被捕，出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局面。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为低潮。

当时的北京，也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钱均夫家的朋友越来越频繁地来往，还不时地在钱家聚餐、聚会。

原来，钱均夫有许多朋友都是爱国的志士仁人。其中有教育家，有哲学家，也有国学家。他们对时局有共同的认识，抱有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想报效国家，却又对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时局不满。他们有满腹的话要说，有许多问题愿意讨论，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钱均夫的寓所在一个深深的胡同之中，又有钱均夫这样一个好客而又颇富人缘的朋友，于是，这里便成了一个朋友们聚餐、聚会的绝好的场所。 在朋友们欢聚时，钱均夫总不忘给学森一席之地，一来是他长大了，帮父亲陪陪客人；二来是父亲让他见见世面，广开视听、增长见识。钱学森也特别愿意听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地议论时事，他觉得这是学校外的另一个课堂。因此，他总是专心地聆听大人们的发言，有些精辟的见解，他暗暗地铭记在心。他和叔叔伯伯们渐渐地熟了，竟然有时也敢插上几句话，或提出一些问题。

一次，叔叔伯伯们议论“民国”的问题，钱学森就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是什么？”请蒋伯伯回答。

这位蒋伯伯叫蒋百里，是钱均夫最要好的朋友，是民国初年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有着渊博的学识，是清朝末年著名进步刊物《浙江潮》的创刊人之一。他与钱均夫交往甚密，很喜欢钱学森的聪明好学。因此，他乐意回答学森提出的问题。

“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蒋百里尽量把话说得通俗一些，“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专权，所有神州大陆，由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就像是他的家私一般。就这样一代两代……数代地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来，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易姓，但终究摆不脱一个皇帝范围。

“民国则不然了，民国的总统由民众选举，政府也由民众组成。当然，民众不会把那些昏聩糊涂之辈推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主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民众。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其事。倘若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劾去。这种新制度，即是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

说到这里，蒋百里摇了摇头叹息说：“这原本无上的政体，在我们的国家可惜只是纸上空谈，却不见实行，民国便夭折了。”

一席话，使钱学森连连颔首，表示明白了。

蒋百里不仅是个军事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罗素的哲学思想也颇有研究。而爱因斯坦又是钱学森所崇拜的伟人，所以，当提到爱因斯坦的话题时，他们的谈话更是滔滔不绝。蒋百里告诉钱学森：

“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实体的波粒二象性，那是辐射量子论的开端。

“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等速运动下的相对理论和空间、时间的新概念，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理论基础的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科学界无法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在物理学和哲学上都显示出了耀眼的光辉。

“1916年，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这使得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学说的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峰……” 蒋百里的几次谈话，都深深吸引着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钱学森，他感到蒋伯伯知道得太多了。从叔叔伯伯们的谈话中，他也清楚地感到，中国大封闭了，太落后了，也太贫穷、太愚昧了。难怪近百年来我们总是受外国人的侵略、欺侮。他觉得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应该立志报效国家，使国家富强、独立起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