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３０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１９５５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１９７９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１９８６年６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１９８９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１９８５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ｄｅｐｏｒｔ）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１９８５年３月９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１９３５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１９４９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汲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问题已经吵了５０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Ｂｅｌｌ）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给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向苏步青先生请教数学思想的发展。他说这个问题称元数学（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有三派：一派是Ｂ．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的逻辑派，似只有逻辑家感兴趣；一派是Ｌ．Ｅ．Ｊ．布劳威尔（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感派，要求直接正面的显示，也遇到困难；一派是Ｄ．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的悖论反证派，它曾风行一时，但自３０年代出了Ｋ．哥德尔（Ｃｏｄｅｌ）的不完备定理，这派也垮了。他说，所以元数学的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我国数学界也没有人敢碰！我听了之后，心中感到非常开朗，这不是说元数学在等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待着辩证唯物主义吗？”

从１９８６年１月７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他说：“我认为把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同ｖｏｎ·贝塔朗菲（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Ｉ．普里戈金（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Ｈ．哈肯（Ｈａｋｅｎ）、Ｈ．弗洛里希（Ｆｒｏｈｌｉｃｈ）、Ｍ．艾肯（Ｅｉｇｅｎ）等人的工作融会贯通，加以整理，就可以写出《系统学》这本书。”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５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Ｓｃｉｅｎｔ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和英国《新科学家》（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Ｒａｃｈｅｌ Ｌ．Ｃａｒｓｏｎ，她有三本书：《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ｗｉｎｄ》，《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Ｕｓ》和《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融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Ｅ．薛定谔（Ｓｃｈｒｏｄｉｎｇｅｒ）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２０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